崆峒佛教，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无论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或藏传佛教，在这里都可找到其发展弘扬的轨迹。在崆峒佛教弘扬的这块域境，佛教文化与社会生活可以说密不可分。所以不了解佛教文化精神，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崆峒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更不可能把握其向上向善的美好远景。
佛教自释迦牟尼佛于公元前565年—公元前485年，在印度次大陆创立弘传之后，以其慈善喜舍、众生平等、众生皆有佛性、因果不虚、缘起性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些人类所能达到和顿悟的最高理念，震撼天地人心，如暗夜之明灯，是众生有了依皈。所以佛教一经创立，便迅速传遍全印及周边诸国。佛陀在世时，佛法以海路传到今斯里兰卡、缅甸，东北陆地已遍传今阿富汗、伊朗诸国，以及我国新疆西域一带。
佛教在传入我国内地的过程中，甘肃全境乃至崆峒地区，是最早得闻佛法的境域。因为崆峒地接西塞，当时是西部戎羌等鬼方少数民族融合交汇的地域。而早期的西部少数民族，多属游牧，从天山到崆峒这一大区域都是他们行踪之地。而佛法至少在东周春秋时期，已遍传西域各国，中国人在那时也已确知西方有佛教行化。
成书于清末的《理数合解》一书中有引《孔丛子》太宰嚭问于孔子曰：“天下孰为圣人?”孔子对曰：“西方有圣人焉，名曰佛，其地不治亦不乱。”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行，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载：“秦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据流传在陕西的有关传说，印度十八僧是奉阿育王之命护送佛祖真身舍利到秦国。始皇听信李斯之谏，欲收捕传法十八僧。十八僧连夜化装遁去，并将佛指舍利埋葬于现法门寺所在地的一处高埠，相约每年四月八日到其他秘密供祭。秦末战乱，十八僧相继去世，其后佛指舍利沉埋地下，无人知晓。相传到了汉桓帝时，钦天监官员奏称见某高地彻夜放射虹光。桓帝便命人环境埠而挖掘寻找，佛指舍利才又出现于世。为供奉佛指舍利。由朝廷敕建法门寺于其地。也为纪念阿育王遣十八护送佛指舍利的初衷，寺名在初建成时，即由皇帝命名为阿育王寺……这虽是传说，但却与史实基本无差。曹魏鱼豢《魏略·西戎转》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东晋习凿齿与道安书说：“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刘向《列仙传》叙:“七十四人在佛经。”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除引伊存受经之事外，还记汉武帝元狩中(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遣霍去病讨匈奴，“获休屠王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的记载。
上述记载，均早于“白马驮金”。但可以说白马驮金一事，是由东汉明帝降旨取经，是华夏皇室首次派使臣远赴西域迎取佛经的开始，在历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伟大意义。汉明帝永平七年，明帝夜梦丈六金人飞行殿廷，项有白光。明晨早期，问与群臣。太史傅毅奏答：“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可能即是。”明帝听后十分高兴，即派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寻访迎请佛僧经典。他们行到月氏国遇沙门摄摩腾、竺法兰，得《四十二章经》，便用白马驮归。汉明帝传旨在洛阳建白马寺，这大概也是中国由皇室为番僧供建的第一座寺宇吧。
崆峒地区夏商周时羌胡氐戎之地，各民族杂居。秦汉时曾以当地民族命其县名，如秦设乌氐县、朝那县，西汉仍沿旧设。从这里就可看出，古时这片各民族文化交汇地的繁盛景象了。《崆峒山志》引，《汲冢·周书·王会解》曰：“正北崆峒，大夏、莎车、姑他、且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纤胡、其龙东胡。”“十二者，北狄之别名也，悉统于空同”。正是“北戴斗极为崆同”的西域至平凉崆峒这一大片地带，佛法就是从这一狭长地带首先传入内地。故始皇时有以室利防为首的十八僧来化于秦，就不足为奇了。到东汉明帝派使臣去西域迎僧取经，崆峒区境的羌、胡等民族已经有了佛教信仰，崆峒境内至迟在西汉时就有了佛教活动。这大概与十八僧欲化秦始皇，后又隐于泾、洛一带而能逃脱被收捕杀害的危险，是极有原因的。说明在秦汉之际，佛法已在民间流传，到东汉永平八年，约公元前65年，史载：楚王刘英已公开信奉佛教，“并与信徒聚会谈佛。”
三国魏晋时(220——420年)，崆峒佛教蔚为大观，境内和邻县的石窟寺等一大批佛教寺院相继建成。崆峒的香山、大顶和山下的兴教、石佛硖的石窟等以及泾川的王母宫石窟，南石窟等寺院香火鼎盛。
隋唐两代佛教已成为国教。
释迦文佛约诞生于公元前565年，约当中国周灵王姬泄心丙申七年；涅槃于公元前485年，约当中国周敬王姬匈丙辰三十五年，驻世80年。与中国儒家圣人孔子是同时代人，孔子亦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姬泄心庚辰二十一年；逝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姬匈壬戌四十一年。中国孔夫子比释迦文佛小14岁。孔夫子在中国以儒学教化世人的时候，正是佛祖以佛法教化印度众生的时候。到约公元前249年，约当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庄襄王一年，即佛祖涅槃已经236年、孔夫子去世230年的时期，印度的阿育王将佛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决心要在全世界建八万四千佛舍利塔。他支持僧人四出弘法，印度传法僧足迹遍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叙利卡、希腊，以及西域月氏、楼兰等国和地区。秦庄襄王在位三年，就由秦始皇继位，十八僧室利防等来化秦国，并携佛指舍利欲建佛塔的事虽未得到秦始皇的支持，佛法却在此时已由民间传入本区。从本区古地名曾一度称崆峒山为薄洛山，就可看出隐约轨迹。在西北称同音名字为地名者，新疆尚有一处名博乐，显系佛教名词波罗、般若、般罗等传写遗音。因佛教传承中有专弘此宗者，其地名亦随之被传写，留存于古籍中。再如本区或周边尚有石佛硖、金佛硖、都卢、须弥山等与佛教极其有关的古地名，这绝非偶然。从中亦可看出佛教在本区传布之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
汉魏之际，境内和周边已经成为佛化之地。这从现存的南北石窟群和王母宫石窟、石佛硖石窟、须弥山石窟等的陆续开凿就可看出其繁盛情景了。
隋唐两朝更以佛教为国家宗教，崆峒山已成为西北地区佛教大丛林所在地。从最高处的香山、马鬃山，到其下的五台，皆已遍布佛寺梵宫。其崆峒山还有道教和儒宗，崆峒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圣山了。
与此同时，山下的龙尾山兴教寺作为崆峒山佛教香火，到唐代更盛。“安史之乱”，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夜驰七百里”，隐身兴教寺，在区境得战马，组成七百铁甲卫士，赴灵武称帝，是为唐肃宗。兴教寺亦奉诏改名龙隐寺。
另有故泾阳古城边的庙底沟大佛寺，亦香火鼎盛。还有白水、花所和香莲的观音殿、草峰的佛堂寺等一批寺院。
佛教经汉魏的发展期，到隋唐之际，已发展成为全民性信仰，崆峒名僧仁智禅师因其学养精纯，曾数度赴京长安宏法讲经，深得宫廷士俗赞仰。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624年)降旨，每月命释、道、儒士分别入宫讲《心经》、《老子》、《孝经》，以示对三教的尊崇，唐建之初封李世民为秦王，他曾督师陇右，足迹遍平凉境，得当地佛、道之助颇多，故他登极称帝后，对陇右佛道多所庇护扶持。佛教发展到唐太宗贞观元年，全国出家僧尼人数众多，太宗李世民降严诏“不许私度僧尼”，“犯者处死”，僧尼度牒由朝廷验发。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李世民仍在仁智禅师的功德感召下，于贞观十三年(639年)降诏崆峒明慧禅院住持仁智禅师：赐山下崆峒里田宅为崆峒明慧禅院供养田亩资产，由仁智禅师负责创立京西佛教大丛林。崆峒佛教首次成为皇帝供养寺院。为便于僧俗四众登山求法，仁智禅师改原从南侧登大顶的羊肠小道而为从正东登顶的登天梯。凿石378级，凿通石洞一道。山上建大雄宝殿(明代奉诏改为真武殿)。佛教丛林建成后，称誉陇上。当时山中僧众数百人，健全丛林清规，设置两序职位，东序有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西序有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浴、知殿等。并专设译经院，负责梵文经典的译介。定每年的四月一日至四月八日为祈福度众护国授戒的佛诞节。届时万众朝山，诵经声日夜不息，香云遍覆。到会期结束时，即山雨蒙蒙，俗称洗山雨。至今节俗依旧，山雨亦如期而至，令人叹奇。故古人曾书“西镇奇观”勒石摩刻于登天梯旁。
与此同时，法伦禅寺也在明慧禅院之后建成。
宋代崆峒佛教，寺宇遍于城乡，有神宗的临济、曹洞等宗和天台、贤首、净土、密宗、律宗等，同时弘化于境内。明慧禅院仍为中台最大寺院(近停车场及其周围地段)。新增准提庵、十方院、舒花寺、藏经楼于中台的大腰？至明慧禅院之侧。扩建南台舍利寺、北台观音堂。在腰？西侧建海觉寺(亦称老营宫)，西台建古佛殿，凤凰岭建弥陀庵，南崖下建茶庵寺，扩建翠屏山香山寺等。至此，崆峒山佛寺建筑规模达到鼎盛，几遍全山，于此同时，城区也建有治平寺、延福寺、观音寺等寺院。铸造于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年)的铜钟铭文中可以看出，佛教在当时为各界推重的情况。其铭曰:“皇帝万岁。惟太宗天圣七年岁次己?二月庚申朔二十五日甲申，终南山铸铜匠人陈训，上清太平宫道士陈宗秀同铸，都惟那头使员押司官勾遂，副惟那头州司押司官柳贵、副维那头虞侯马伦，将侍郎平凉县主薄安拱监铸。同勾当僧令远，同勾当僧梦云，同勾当塔院主僧智曾，都勾当管内僧正译经沙门德均，都勾当崆峒山主赐紫沙门重仪。登仕郎平凉县尉 杜惟文，文林郎宋□，司理参军魏绅，登仕郎宋□，录事参军姚杲，朝奉郎司□，大理评事推判官陈世昌，左观殿知兵马都监买马王炬智，右司禁泾源路走马承受公事上官□，右司禁颏门袛侯兵马都监入内内侍省内侍殿知泾源路走马承受公事董德仁，殿侍同判渭州军州事桑元恭，供备库副司泾源路驻泊兵马都监理李理信，崇仪使司崤州刺史驻泊兵马钤辖知军州事管界使李余懿，侍备亲军兵步军副都指挥使邕州管内观察使泾源路驻泊马步军副都部署兼巡检安抚使高继勋。……孔目官马遂，都孔目官齐蕴，右都押衙张密，左都押衙李延福，摄司马检校李宾宏陈迈。修建案神司官赵文清，军事神司官王守忠，开府孔目官段真，右教练使杨仁遂，右知客押衙张政，左知客押衙王贵，副知客押衙高绪，承引官副引首朱文铀，承引官在城厢虞侯侯郝政。“之所以抄录上文者，从中了看出不惟民间对佛教的重视，就当时的官府亦十分推崇佛教。更可注意者，还有道教人士参与其事。在这些铭文人名中，有“译经沙门德均”的名字，而且职司“僧正”。说明译僧不止他一人，是有一班译经僧众常驻其地的。就是说，从唐到北宋，崆峒山明慧禅院就设有译经场，这是必须经朝廷批准后才能设立的佛教机构，可见崆峒佛教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西夏军攻掠渭州城(即平凉城)。守城官军战败，西夏军掠挟人民、耕畜、财宝无数，并欲攻崆峒。明慧禅院住持僧法淳率全山僧众五百人下山与西夏兵战。他们奋不顾身，以一当十，杀的西夏兵望风而逃，被掠人民财产得以保全。并确保崆峒山不被践踏，明慧禅院安然无恙，设在禅院中的御书院更是毫发无损。唐宋两代皇帝曾多次颁赐诏书、墨宝给明慧禅院，故寺中特建珍藏这些的珍物的御书院，以示尊崇。喜讯啊曾数次犯渭州，但由于他们已领教过崆峒山僧众的精湛武艺，所以从此再不敢骚扰崆峒。
由于僧众抗西夏有功，宋仁宗于第二年降旨嘉奖崆峒僧众，并对率众僧冲锋陷阵的住持僧法淳赐紫色袈裟，并赐号“志护大师”，给法涣、法漫、法深、法汾等僧各赐紫色袈裟以示嘉勉。朝廷并赐银给寺院，以为供僧修寺之资。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法轮寺石经幢刻制完成。
南宋时，金朝曾统治平凉诸地，并设大元帅府在境内。金大安二年(1201年)由金廷皇族贵胄出资铸万斤大钟于崆峒明慧禅院，并改禅院为滹沱寺。
元朝已佛教立国，皇室成员都要灌顶受戒。就练黄帝登极加冕，都要先在佛殿行皈依加持，然后才得授皇权，佛法在大元一代达到鼎盛。所以崆峒佛教到了元代，其声望显赫，如日中天。
大元帝国的开国皇帝成吉思汗，在灭了辽金之后，立即将六盘山和崆峒区境作为重要战略枢纽，全力经营。设行宫、造兵库，战时的朝廷或指挥中心就在区境及凉殿峡一线。战乱对崆峒佛教虽有破坏，僧众虽有走散流失，但寺院香火未绝。成吉思汗后来就四于六盘山的行宫。其子窝阔台继位，仍重视区境的战略要地。窝阔台死后，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帝位，由于忽必烈首先控制了六盘山和崆峒这一重要咽喉要地，皇帝宝座最终归忽必烈所有。忽必烈登极后，立即封其爱子忙哥刺为定西王，镇守六盘山、崆峒要地，控制四川、陕西、甘肃以及通东西亚欧的六盘道和鸡头道(崆峒道)。忙哥刺镇藩区境时，请准其父皇，将帝师八思八大师之叔父高僧槊里吉察思揭兀指派为皇子之上师，并与其受戒弟子商从行同来镇所。商从行为王府首相，他们一到平凉，就先上崆峒山拜佛。对崆峒佛道场的庄严清净，大加称赏。槊里吉察思揭兀有永居崆峒山之意，弟子商从行禀事之命，请准安西王，由王府出资，在崆峒东台建密宗道场宝庆寺。“为殿为堂，轮奂龜飞，金碧炫烂，无不赞叹”。宝庆寺从至元十年始建，到十五年八月落成(1273—1278年)，安西王携妃逊多礼、世子及公主和百官登山朝礼，并设佛供。安西王还逐一瞻仰了全山寺院，对僧众皆有赏赐，并特别表彰商从行师徒在建寺护法中精敏辛苦、创修宝庆寺的功绩。并特受宝庆寺为陕西、甘肃、四川、西夏等地佛教寺院僧众的主管寺。商从行师徒司三品银印，为释教之统领，时人将之比为再来之佛图澄与鸠摩罗什。至此，明慧禅院将为从属，寺名亦改为真乘寺。宝庆寺统领西部和西南诸路佛教，在大元统治的近百年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僧徒往来于道，都是官府驿站接应，而且登级在官员之上，因此地方官对此都有怨言。这是《元史》中有记载：“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配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从这里亦可看到当时崆峒佛教之盛了。
到了明代，宝庆寺的特权随元帝国的瓦解而不复存在，但法轮寺此时已成为崆峒佛教的主导之寺。明洪武帝朱元璋，封其二十二子朱？为安王，就藩平凉崆峒区。到明成祖永乐十五年(1417年)，安王死，无子国除。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改封辽东的韩王迁居平凉崆峒区，韩王共传十一世，在平凉崆峒区历时212年，与大明朝共终。
明成竹篱为朱元璋第四子，封燕王，就藩北平，朱元璋在位时太子已死，他便传位给皇长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洪武、建文两帝都崇佛。成祖朱棣在夺取其侄建文帝位的时候，说是曾得到北方真武大帝神助，他即帝位后，下令全国各大名山都要自在显著地方祀真武大帝。崆峒山大顶之大雄宝殿奉命改祀真武。旧山志载：“初，明成祖崇祀真武，寺宇因改建真武，照依武当山，以三月三日为朝山之期，而远近乡氓相沿旧俗，犹以四月八日为释迦佛会，供奉香烛净水，至今不改云。”到了嘉靖初，山西、延安等地游僧混杂山寺，倒卖山寺资产，并非法致死人命。被韩王从弟西德王知道，便借机将寺产收归己有。法轮寺、真乘寺僧众不服，住持僧圆明、圆洪、碧天、真乘等出面，将寺山土地献给韩王，“西德王不敢争”。嘉靖三十年(1551年)，襄陵王因事人朝，将崆峒山佛教寺产一事上奏朝廷皇帝降旨，将寺地全部交平凉县收管，“招民佃之，输租三百石，即崆峒里也”。至此历时800多年，由唐太宗李世民划给崆峒山佛教的供养田，不再为山寺所有，原山中日供近千人食用的场景不再重现。但佛教并未就此消沉，就藩平凉的韩王，格外崇仰佛道两教，王府成员皆敬事僧众，并赐钱复修崆峒山寺庙。城区寺庙颓者补修，风脉处建寺。尤其一提的是原延恩寺旧址荒废多年，经韩王向明英宗奏请，英宗御赐“延恩祝圣寺”匾额，并拨专款重新寺宇，重建宝塔，俗称宝塔寺。延恩寺为韩王府专用道场，其时各郡王府也争相出资建寺，一时城区相继建起报恩寺、慈恩寺、崇福寺、南庄寺、上圣寺、(上寺台)、韩二府寺、韩六府寺、褒四府寺等一批新寺院。道教庙宇，也从崆峒山到平凉城区，随处可见。其时佛道二教相倚而存，有佛寺必有道院，如宝塔寺东侧，就是道教的东岳庙，至今此格局在崆峒山依旧未变。由于王府和官宦对佛教的崇仰和护持，崆峒区境佛事活动深入人心。真如俗语说的：“户户弥陀佛，家家观世音。”进士王源翰有竹枝词写道:“东关浮屠起七层，禅房罗列夜传灯，韩藩好佛人多化，处处经声处处僧。”
清代，区境佛寺道场基本延续明代规模。但由于缺乏如韩王那样的大护法人物，佛事活动相应减少，专注清修成为这一时期崆峒佛教的特点。
清代后期，区境成为多事之地。同治年间社会动乱，杀戮抢掠祸及丛林，区境佛寺道观几乎被焚掠殆尽，崆峒山亦未能幸免。战乱之后，山中只剩两位僧人，一住西台，一住北台。崆峒佛教活动，至此衰落不振。所以当虚云法师清末慕名来访崆峒时，见山景幽胜，群峰拢翠，寺宇残破，佛事冷落，几乎无人能传心要，遂吟诗以追怀对仁智禅师的尊仰之情。诗曰:“凿破云根一经通，禅西远在碧霞中。岩穿雪窍去爱你峰冷月到禅心五蕴空。”
进入民国，崆峒佛教虽仍是陇东最大的佛教丛林，但僧材不足，其影响力远非盛时可比。到民国21年(1932年)本地清未举人，民国时曾任过甘肃民政厅长、四川烟酒督办的郑浚卸任回乡。他概叹崆峒佛教宗风不振，认识到佛法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僧材不足；二是佛法与世法日渐相离；三是佛法教育未能普及。他决心为振兴崆峒佛教而奉献一切。此后，郑浚并联络同仁，发出倡议，集资筹款，针对佛法衰落三原因而做三事。一是将崆峒佛事活动中心从崆峒山移到人口集中的平凉城，便于佛法能直接面对民众，使佛法与世法两不相离；二是从南方佛教活跃区请高僧来平弘法；三是与佛经流通中心直接联系，输入法本经书，普及大众。由于郑浚等人的倡导策划，很快便在平凉市东大街建起一处佛教寺院，称佛籁精舍。殿阁庄严。佛像焕彩、佛殿、藏经楼、讲堂、僧房、居士林、厨库、水房等一应俱全。藏僧青莲应邀主持寺院，郑浚的弟子朱虚斋居士负责杂务。其后又陆续从普陀山和陕西等地请来普明、普静、普智、普德等高僧。本地皈依居士数千人，陆续入住寺院的僧人逾百数，常驻寺中僧众四十余人。崆峒佛教之复兴，初具规模。为使佛法普及民众，郑浚等人筹款专程到上海拜访全国著名高僧印光大师，并祈祷印光大师为崆峒佛籁精舍的指导上师，请他在方便时，将普及佛法的经本、论述法语简本寄赠流通。印光大师概然允诺。此后，曾多次经过邮传托运，寄赠许多佛教书籍读本。平凉民众，蒙惠良多。一时高僧云集，有贯三藏的住持僧普明，有拔贡出身能书善画的高僧戒成，有精通武术、能飞檐走壁的僧人老修行，有密宗高僧青莲和尚等。外地名僧也相应来平凉传法，有塔尔寺大活佛应邀来讲经说法，还有名僧心道法师和心一法师来精舍传法收徒，影响十分巨大。随着精舍活动的开展，并筹组成立了，平凉佛教会，郑浚为总理会首，朱虚斋为常务理事，住持僧青莲和尚等兼任理事。一时间佛教中心从崆峒山移驻平凉城佛籁精舍，精舍成为丛林而代十方常住。郑浚后来还在崆峒山天台修了千手观音殿，塑像庄严精美，为全山之冠。
崆峒佛教自古以来，僧材辈出，代不乏人。虽因时代更迭，加之佛门不重名籍，许多珍贵史料湮灭无闻。但从散见于零星典籍或残碑的记述中，亦可见其星光了。我们前已述及，崆峒山自古至今，佛道共据一山，各自弘扬自己的法教。正史中记秦皇、汉武多次登临崆峒山，除政治军事之外，亦有求教法化的内容。后来的唐宋元明清各朝，皇家多有颁诏赐赠崆峒佛寺田产金银、法宝经藏，甚或赐紫衣赐法号，这在整个西北佛教历史上都应当是大书特书的。由于帝王家的特殊关爱，隶属著名人物都以能一登崆峒为幸事。从西汉司马迁到李白、杜甫、骆宾王、游师雄、范仲淹、王钧、林廷玉、李攀龙、李应奇、罗潮、顾光旭、毕沅、张澍、邓廷祯、左宗棠、吴大澄、康有为、谭嗣同等等直到民国于右任、安维峻等政要名人，笔难尽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佛学造诣极高的学者，入毕沅、左宗棠、康有为、谭嗣同、于右任等。相应地，住山修行的僧人中，高僧所示现的人天之师的大师级龙象，是庄严道场、引领人望的主要原因。如唐代高僧仁智禅师，宋代被仁宗皇帝赐紫并封赠“志护大师”荣号的住持僧法淳，元代被帝廷赐给三品银印的高僧槊里吉察思揭兀、商从行，明代有圆明、真乘等法师，清代有易庵老人、补岩和尚、亮旭和尚、彻空和尚等，民国时期有青莲法师、普明、普智、普德等高僧。由于崆峒佛法由来皆盛，全国各地僧众往来挂单参学交流，从未间断。许多享誉国内外的高僧大德也与崆峒多有来往。如近代高僧虚云法师，清末等崆峒并留有诗作；心道法师还曾在平凉进行佛法讲座，并传戒授徒。同期，塔尔寺、拉卜楞寺高僧活佛亦曾来平凉崆峒传法。在著名传法大师中，印光法师虽然未能亲到平凉，但他受郑浚等人礼请，成为平凉崆峒佛教的指导上师，并多次寄赠经藏佛书，与崆峒佛教四众弟子结下深厚法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佛教作为社会构成的一支，随政策之走向而起伏。50年代，中央宗教政策十分务实，佛教徒欢欣鼓舞，学法与学政策并重，并坚持农禅思想，“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自力更生，爱国爱教思想深入人心。崆峒佛寺，每月都有为国祈福法会，佛事活动蒸蒸日上。后来随着宗教政策的“左”倾和逐渐极左化，崆峒佛教在几经风雨后被迫停止。从1958年砸毁金钟明锅，大小铜铁佛像被毁。到1964年残剩寺宇被拆毁拍卖，珍贵佛教文物荡然无存。“文革”十年浩劫更将这种破坏发挥到极致，山中所有佛寺残余被彻底毁坏，古树名木遭砍伐，佛教尽只留下舍利宝塔卓尔不群地危立山殿。所幸十年“文革”结束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宗教政策，崆峒佛教从艰难中很快恢复起来。先有青莲法师入室弟子临济宗昌正号心悟法师、曹洞宗传入常慧法师等先后归山。1984年，改革开放后崆峒第一届佛教协会成立，常慧和尚、心悟法师先后任会长。其后，由妙林法师任崆峒佛协会长，接手主持崆峒佛协教务。一个新的发展前景从此开始。
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尽活力，也给宗教活动带来了无尽生机。有各级党政宗教部门的关怀，有宗教政策的明确指导，有佛教四众弟子的无私奉献，又有住持僧的高瞻远瞩，崆峒佛教事业重兴，十方丛林法轮禅寺很快在一片瓦砾堆上重现了盛唐的庄严辉煌。崆峒佛法中兴弘传，化导人心，净化社会普施法雨，为创造和谐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法轮禅寺的重新建成，也带动了崆峒山各属寺的建设。山中五台各寺也以全新的格局对外开放。在城区、法轮禅寺下院圆通寺改扩重建，成为城区一处壮美殊胜的佛教圣地。经韵梵唱，四众皈心。与此同时，城区和境内，经政府宗教部门批文恢复的寺院还有佛光寺、观音殿、庄严寺等。
法轮禅寺联系指导的周边各寺院，也都在当地的政府宗教部门和政策指导下，由四众发心，重新了佛教道场。佛法在这一广大区域内，滋润着众生心田。
释迦文佛悲悯众生，四十九年说法施教，以阐明人生宇宙之根本奥秘，揭示众生轮转六道之根本症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大彻大悟，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此间无一丝迷信，无半点虚伪。所以说佛教是正信、智信、科学、积极向上的济世之学，与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互为表里，互不相违。所以佛教一入中国，便与中国固有的文化水乳交融，渗入华夏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优秀传统。许多佛教节俗，已成民族风俗节庆的一部分，与今天改革开放后的旅游经济生活融为一体，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涵养。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平凉、和谐崆峒的今天，弘扬爱国爱教，提倡破迷开悟积极向上的佛教文化，正是崆峒佛教的精神所在。
以上信息由重庆旅行社/重庆美亚地接旅行社整理编辑，欢迎访问美亚旅行社官网了解更多重庆到崆峒山旅游，崆峒山旅游跟团价格，崆峒山当地游路线，崆峒山旅游攻略，崆峒山旅游资讯等崆峒山相关的信息。
